里外不是人的王知府自费一千二百两，送走了杨昆和辽东人回武昌。
这事如何申详上宪，还得仔细斟酌，找来刑名师爷反复商量，他自己动笔拟了稿子，改了再改，把整个事发经过以及后续处理都详细写明白，说闹事之人都已拿到，听候发落。
但是并没有提到起因是停考一节，又把武童闹事，拆毁府衙大堂的情形，写得轻了些。
坐等消息的时候，王贤传了武学教官到府训话，告诉他们商人已去，前头武考未曾考完，定下后天接着考下去，命他们晓谕各地考童。
谁知到了考试的那一天，来赴考的寥寥无几，其中一半是盘缠用尽了，不得不返回家去，永顺府都是山地，往来通知极为不方便，两天的时间哪里够用？另一半自然是参与闹事的，唯恐知府大人借考试为名，张网捉拿他们，故此畏罪不敢露面。
对此王知府无可奈何，今年只能草草完事，让所有人都过了关。而那些乡绅又陆续来催问了好几次，躲无可躲的王贤遂推诚布公的当面说道：“此事已经了禀明上司，必须听候发落，本官无法做主。不过本官承诺拿到的人，但有一线可以开脱他们的地方，我一定竭力替他们开脱。还有大量武童聚众以及打坏大堂的那些事，都已经隐瞒了下来。”
那些乡绅压根不感激他，面上锦里藏针的说道：“府尊体恤我们百姓，诚属地方之福，但这事实实在在是因停考而起。”
“唉！”王贤长叹一声，当初怎么就没先考完试，再应付辽东人呢？
此后有些忠厚的乡绅，也不再来缠绕他，也有几个奸猾之徒或被关押的亲属，不耐烦等待，偷偷拟好了状子，跑到武昌上控去了。
且说军中笼统的可分为新派和老派，勋贵中亦有靖难系和开国系之分，而官场上有传统的南党和北党，似乎徐灏穿越的时间点冥冥中自有天意，经过朱元璋一轮又一轮的横扫官场，开国以来的文官保守势力几乎都不成为势力，可以说朱元璋治下的官场，基本没有所谓派系。
再经过靖难之役，方孝孺齐泰等资历深厚，名望甚大的大臣遭到了重创，官员们犹如一盘散沙，堪称是明朝文官最没有话语权的一个时期，为徐灏默默推动很多事提供了绝佳方便，即使没有东厂和锦衣卫，也很少遇到整个官场的刁难。
再来明初的风气相对开明，官员们乐于接受新鲜事物，程朱理学还没有形成气候，八股也没有根深蒂固，比如报纸，比如新式学堂反而受到了欢迎，因报纸为众多读书人提供了了解国策和地方消息汇集的平台，新式学校也能更多的教化年轻人，没有触及到基本国策。就连缠足也是尽可能的靠舆论宣传，用各种方式提出反对和批评，没有一刀切的下旨全面禁止。
徐灏谨记着治大国如烹小鲜这句话，没有内阁和众多官员们的拥护，他绝对不会强行推动某一项革新，从而把自己推到了官场的对立面，看似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无畏，实则就是政治上的不成熟，即使要和某些大臣打擂台，也得尽可能的寻找政治盟友。
事实上他根本就没有参与到任何国策中，即使要做什么事，也是先和杨士奇解缙等人沟通，再说服朱高炽，往往妙就妙在这个时间点上，也妙就妙在此乃没有朱元璋和朱棣两位大佬的大明朝，皇权不知不觉中在缩减，文官的势力还没有稳固，藩王被集体压制，宦官仍然是帝王家的奴才，只要不违背大明律，没有阉党把持朝政，与文人保持亲善，则几乎做什么事都可以，只要有足够光明正大的理由。
如果是采取高压治国的清朝，写首诗都会灭家的时代，恰好赶在了前期，那还是老老实实地的做小地主吧，若是有幸穿越到风起云涌的清末民初，也不要光想着实业救国，干脆造反来的简单有效些。
徐灏推崇格物致知之道众所皆知，注重发展商业振兴经济，凭借火枪火炮和炮舰的事实，说起话来也有底气，推出了标点符号和阿拉伯数字，重视白话文的写作，重视书籍的印刷和推广，重视医学卫生，重视各行各业，重视民间疾苦，重视专向人才，重视航海贸易，屡次说过明朝的识字率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强盛进步等令人耳目一新的话题，必然会有一些官员或主动或被动的受到感染。
俗话说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想替百姓做些事的官员还是很多的。报纸上经常刊登每年各省各府县的统计数字，即使统计的不算科学细致，但比如苏杭一带的经济规模远超其余省份是显而易见的，两湖两广等而次之，其中近几年辽东和山东沿海以及松江府异军突起，就算没有撼动传统的富庶地区，也已经比云南贵州等偏远省份强出许多。
所以衡量一位官员又多了一条标准，对于治下的经济是否起到了提升的作用，以前这也是考核官员的主要依据，治下民不聊生或是百业昌盛，如今多了更加显浅易懂的统计数字，由此应运而生的专门行业，即真正的专业文职官吏。
武昌的布政使傅大人，就是极为讲究经济的，这或许和他出身商贾之家有关系，很推崇经济能够带动民生这句话，他专门研究过辽东，不依靠田税人头税等的情况下，凭借海外贸易和工厂作坊以及采矿业，即能收取足够的税银修桥修路，养活兵士，购买粮食，从必须得到朝廷各方面的供养到逐渐自食其力，这对他的触动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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