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德开了一个群众会，在会上符有地和他的爪牙被群众狠狠的批斗了一番，他的所有问题都被摆到台面上批斗，连他吃饭前抠脚丫，睡觉打呼噜的事情都被揭发出来。邬德在这次大会让群众普遍的参与，增强他们的主人翁意识。搞所谓“有组织的造反”，充分满足他们的翻身快感，又能显示他的英明。
符有地在会上被宣布免去一切职务，和他的爪牙一起“在群众的监督下劳动改造”。不过，当群众企图对其施加拳脚，甚至有人建议该把他砍头示众的时候，邬德制止了大家――不管怎么说，符有地可是为穿越众努力服务过的。不能让他的下场太糟了，否则以后哪有人肯卖身投靠。
接着，另外两个队长的问题也被揭露出来，包括克扣伙食，自己偷懒等等的问题，坐立不安的两个人很自觉的站起来，跪到邬德面前请罪。
“你们的问题很大，”邬德做出一副青天大老爷的面孔，“但是前段时间你们的工作成绩是有目共睹的，所以这些问题就不追究了。”
“谢老爷宽宏大量。”两个人感激涕零。
“以后继续好好的工作吧。”邬德说了之后，改组了整个俘虏劳工队，改叫生产队。队长是林兴，王田当副队长，文书是张兴教。下面依然分成四个生产小队，每队的队长采取推举制度。邬德规定所有管理职务都必须学会说普通话，所以原来被批斗的二个队长得以重新上岗，当然他们以后会收敛许多，其他人也多半起了要好好学说“首长”们语言的念头。
新的劳动制度采取工分制，每人每天完成基本工作量，得1个工分。担任管理人员和技术工种，基本工作量为1.2个工分。劳动超额的部分按比例递加。从事特别艰苦、危险性或者难度大的工作，工分酌情增加。
邬德在一块粗糙的黑板前，借助林兴和熊卜佑两人的同时翻译，才算把工分的含意说明白了。
“这个工分有什么用呢？”他说，“工分现在可以换取额外的食物。等于是钱，想多吃鱼么，就用工分去买，想多吃米饭也是。”他停歇了一下，“将来你们还可以用这个工分买更多的东西，比如那些农具、工具，只要工分够，都可以卖给你们……”
这时候有人怯生生的举起了手，是马蓬：“那我买了饭去我娘吃可以吗？”大概怕邬德以为他要逃走，“我可以把我娘接来吃……”
众人们哗然都笑了起来：“失心疯了吗？老爷们要你的老娘有啥用。”
“当然可以了。”邬德抓住这个机会，来宣讲他的新政策，“这是你赚的钱，怎么用是你的自由。以后我们还会推出更多可以用工分买的东西。”
有人在下面窃窃私语，交头接耳起来。大家显然对干活还能有报酬这事情很有兴趣。有人接着问：“那我们现在每天吃得饭，以后要交工分才能吃吗？”
“不用，我前面说了，是换取额外的伙食。”邬德解释说，伙食供应依然是按二餐，一干一稀供应。
“邬老爷过去说过，干得好的可以转当‘职工’，‘职工’也赚工分么？”
“赚得。”邬德解释着两者的区别，职工的工分收入会高于他们这些人，同样的工作，他们是1个工分，职工就是1.2个工分――解释小数点是什么很不容易，把个熊卜佑愁的要命，最后还是用了二个果子：一个果子代表1.0，另外一个切成10片，拿出2片来，算做0.2，这么直观的教育法才算说清楚了。
职工免费享受二干一稀的三餐供应，提供住房，以后还可以考虑给一些自留地――这样的条件让许多人都眼红起来。不过，当职工就是从贼的顾虑使得多数人对这个美好前景不抱希望。
邬德知道他们的顾虑，所以也不说得太多，过于热情的宣传的话效果会适得其反。中国的农民是最现实，也是最多疑的。没有实实在在的利益，他们是不会轻易上你的贼船的。
果然，大家对这个工分制度将信将疑，也有人认为是骗人的。叫俘虏干活还给钱，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但是自此以后，每天干活都是张兴教负责派工记分了。一周下来――他们已经知道“首长们”是以七天一周的单位计算日子的――每个人都领到了多少不等的工分券，少则七分，多则十分。这种工分券面额有一分、一厘、二厘和五厘四种不同的面额。
鉴于工分券实际上就是一种变相的货币，所以发行工分券经过了计委的经济专业人士的评估。讨论下来认为没有什么问题。工分券实际上是一种粮食本位的内部流通券。只能在穿越者的两间食堂里兑换食物，发行和使用范围非常小，只要穿越众手里有足够的粮食，维持其基本信用毫无问题。
而且工分券本身的价值也微不足道，一个工分可以兑换一碗干饭（100克米），一碗稀饭要半个工分（50克米），一条咸鱼二个工分。
每天赚得的工分，实际上只能有限的改善伙食而已。对穿越者的食品储备的消耗微乎其微。再者，正如吴南海所说的：“要是登陆之后半年，我们还是连喂饱劳工的农业能力也没有，还不如集体自杀来得比较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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