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高的商品经济水平很差，市场上流通的白银少，银价相对较高，粮食价格就偏低。要征收银子，势必要多征粮食。一出一入的差价，看似微厘，累积起来，数字就变的很大。
临高计税的官田一共一千六百六十顷九十八亩，按照亩征9厘来说，差不多就是一万五千两银子，虽然有的田亩征四厘，有的免征，但是合计起来也得近万的银子。对这样的小县城来说，加派的负担大得简直难以承受。
所以到征粮的时候，银价就会涨得很高，不仅对粮户来说是极大的负担，就是县里也不轻松。过去没有加派，完粮尚且容易些。自从万历末年第一次加派之后，县衙即要催征粮课，又要征银，疲于奔命。
最让吴明晋等人棘手的是，临高这地方天高皇帝远，县衙的威权十分有限，不要说县里的士绅，就是普通的结寨自保的土财主，纳粮多少也很随意，官府根本无法多问，至于各种私下开垦的隐田更是无法计数了。
不过，以往凭着吴明晋的手段和王兆敏的奔走，临高的秋粮总算还是能及时的完课的，去年虽然来了澳洲人，总算对方没有对秋粮征收多做干涉，这件差使还是办了下来。后来虽然搞了个合理负担，但这和县衙就没关系了。
今年的情况却比较微妙了。澳洲人堂堂正正的自己开了荒地，种上了庄稼。王兆敏有了一种极大的隐忧。
什么隐忧呢？这就要说到“诡寄”了。有一等人家为了逃避官府的税课，往往采用带地投主的方式，投在有功名或者有实力的地主名下。实际上明代的免粮原本有明确的规定，几品官员可免多少，举人可免多少，生员可免多少，都有规定，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则往往大大超过定规。在临高来说，这种事也不乏其例的。临高有功名的士绅不多，但是豪强地主不少，诡寄到豪强地主名下，法律上没有免税的规定，但是对县衙来说，当地方官不得罪本县的大户是个基本原则，往往只能对征收的数字睁眼闭眼。总得来说大体上双方都过得去。
现在澳洲人算是临高县里一等一的豪强大户了，如果他们公然不交一粒米，县衙对此又是无可奈何，很多观望中的一些中小地主或者自耕农可能会投到他们的门下。临高的秋粮征收又要萎缩许多了。这对吴明晋和王兆敏来说都是很不好的兆头――这不仅关系到吴明晋的考绩，还关系到俩人的腰包问题。对地方官来说，赋税上的浮收加派的好处是一笔可靠又没有风险的收入，
想来想去，王兆敏提出只有情商澳洲人了，让他们做个表率。他以澳洲人一年来的表现来看，澳洲人不想和大明官府为敌，有时候甚至愿意花钱买个好形象，所以只要价码合适，对方不见得会峻拒。
熊卜佑哪里知道他的算盘，心里盘算着对方到底是什么意思。
“本县的粮赋很轻，”王兆敏见他做沉吟状，赶紧说明：“每亩官科不过三斗五升。你们那几千亩的地，由百仞村起个五百亩的课也就是了。”
熊卜佑摇了摇头：“王师爷，这事情我得禀报执委会才能给您回音。”
“这个自然。”王兆敏见他的意思有商量的余地，不由得大喜，连声称谢，要不是他已经很清楚这伙髡贼油盐不进的话，多半还要重重的许他一笔好处了。
熊卜佑回来之后赶紧向邬徳做了汇报，这事情立刻引起了邬徳的高度重视，于是执委会马上开会讨论此事。
“这是送上门来的好事啊！”文徳嗣眉飞色舞，“原本还想着怎么去说服他们，没想到自己送上门来！”
“这不是一码事吧。”马千瞩立刻唱起了反调，“他是要我们缴粮，又不是要我们包税。”
“虽然不是一回事，但是王兆敏这下露了底裤。”文徳嗣用了一个粗俗的比喻。
“原本我们不知道临高县对征粮的压力有多大，现在看来，他们的压力很大。”文徳嗣分析道，“从王兆敏的要求来看，起码暴露了临高县衙在征粮上面存在严重的困难。”
既然在征粮上存在困难，穿越集团就大有文章可做了。
不过，到底难在哪里，他们还是一无所知。在做出下一步的行动之前，他们得先把县衙的底牌摸清。
这种事情，自然是找县衙“户房”的书办打听最为直接。
此事却并不容易。县衙里有所谓“三班六房”，这三班的头子和六房的书办都是不易相与的人。大小衙门基层的公务，只有书办才熟悉，这一点就是他们的“本钱”，其中的真实情况，以及关键、决窍，为不传之秘，所以书办虽无“世袭”的明文，但无形中父子相传，有世袭的惯例。这种人个个是积年老吏，公事上熟到不能再熟，对人情世故，官场哲学也是了然于胸。穿越者根本无法控制收买，所以执委会的对这群人的政策就是先怀柔以为我用，时机一成熟就将其彻底的清洗。
临高县的户房书办叫陈明刚，本地人士。据说此人的祖辈从宋代开始就是临高县里的书办了。家里藏着许多秘传的本子，对县情可谓极其熟悉，方方面面都要卖他一个面子，是本地极吃得开的人物。苟大苟二在临高县胡作非为，陈明刚是得了极大的好处的――其实就冉耀看来，类似苟大苟二这样的团伙别看一时间尘嚣至上，貌似强大，实际铲除不难，一旦倒下就是一哄而散。象陈明刚这样根深蒂固，盘根错节的人物才是真正的所谓“看不见的幕后黑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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