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笑了笑，说，我们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我们对他进行了多次劝导，我们的副镇长甚至冒着有可能被传染的危险，和他单独谈了一次话，不做记录的谈话，表明只要他说真话，不追究他这种行为，而且，为他保密，决不会影响他本人的声誉。
他说，我们只有这么做，才能打消他的顾虑，才能得到真实的信息。我们分析了他的供词，都认为他是如实交代了。
他说，他曾想过去叫小姐，也有过这种行动。入住酒店后，他曾去过一家发廊找小姐，本来是想找小姐陪他去游泳的，但是价钱没谈拢，就打消这念头了。本是想晚上再找的，还没到晚上，发现体温不对，就被我们劝去隔离观察了。
汪笑着说：“属叫小姐未遂吧！”
杨晓丽说：“他去过的那个发廊要设为一个主要观察点。虽然未遂，但也和发廊的人接触过。”
汪说：“我们已经控制起来了，要求发廊关门，所有人员都不准外出，还特别安排了一个由医务人员、镇政府干部、派出所民警组成的观察监护小组，进行二十四小时值班监管。”
杨晓丽点点头，然后，对在坐各位说：“这个事就到这了，大家知道就好了，不要外传。既然，海边镇政府答应要为病人保密，我们就要遵守这个承诺。”
汪继续汇报。
他说，我们感到欣慰的是，经过我们的努力，这个未知群体在短时间内浮出了水面，完全被我们掌握了。然而，我们又遇到了最棘手的问题，群众未必都配合我们的工作。
他说，在这个群体中，已经有人出现了发高烧的症状。我们要采取措施时，却遇到了阻力。
他说，在与病人接触过的人中，有一个是在海浴场的管理员。他已经出现了发烧症状，但是，他认为，他那只是普通的发烧，并不是感染了非典，坚决不去隔离观察。还有一个是酒店的女服务员，当我们劝她去隔离观察时，却遭到她家人的反对。
杨晓丽问：“这是为什么？这也是为他们好呀！”
汪说：“这不但涉及他们本人，也涉及到他们家人。如果对他们进行隔离观察，那他们家里人也需要观察。”
他说，那个管理员说，不能因为他发个普通的高烧，就把他儿子隔离起来。他儿子就要考毕业试了，如果不上学，就会影响他的毕业考试，影响他考取市县的重点学校。
他说，那个服务员的家里人也说，他们的女儿未必就是非典？那只是我们的怀疑。他们不能因为我们的怀疑而影响了他们的日常生活。而且，我们还必须尊重他们的隐私权。
他说，如果证实他们是非典，这或许不存在隐私权的问题，但是，在还没证实是非典之前，他们的隐私权是受法律保护的。
杨晓丽问：“你们是怎么处理这个事的？总不能放任自流吧？”
汪说：“只能说，我们只是初步解决了这个问题。”
他说，我们彼此达成了一种妥协。
他说，我们对那服务员的家庭成员进行家庭式的观察，在这期间，他们可以留在家里不外出。当然，因为他们不能外出，镇政府要给予一定的损失补偿。
杨晓丽问：“如果，真是非典，如果，本来家里人没有传染，这样处理，那家里人被传染的机会不就更大了吗？”
汪苦笑了笑，说：“有时候，群众的觉悟达不到那个层次，只跟他们讲道理似是讲不通的。他们咬定只是我们的怀疑，甚至认为，我们关心的不是他们，而是担心出了问题自己要丢官帽，所以小题大作。甚至认为，镇政府与卫生院勾结，趁非典这个时机，逼他们进医院，刮他们一笔。”
杨晓丽说：“简直是乱弹琴！”
说归说，她也知道汪说的是实话，因此，在处理事情中，就不能不考虑实际，就不能不屈从适应这个实际。
她问：“那个管理员的家庭呢？你们怎么处理。”
汪说：“我们只能采用一种相对宽容的态度，允许他儿子每天还正常回校上学，但时刻注意他的体温变化，要求他戴口罩，少与其他同学接触，少参加户外活动。”
杨晓丽却不同意采用这种处理办法。她说，对他儿子的宽容，却有可能是对其他孩子的残酷。再说了，在现在这种时候，还能以一种平和的心态迎接毕业考试吗？显然是不可能的。
汪说：“这就是我们最为难的地方。如果，证实那管理员只是普通的高烧，影响了他儿子的毕业考试，我们反倒成了罪人。”
他笑了笑说，有的干部开玩笑说，现在这种状况下，倒是希望他真传染非典了，否则，真不知该怎么向他解释。
杨晓丽说：“这也说出了你的心里话，你也希望他真得了非典！”
汪脸红了红，说：“我当然希望他不是非典，所以，我现在要准备他被证实不是非典后，要怎么做通他的思想工作，否则，他完全告我们渎职，完全可以向国家索取赔偿。”
杨晓丽问：“他孩子多大了，是初中毕业还是高中毕业？”
汪说：“十四五岁吧？应该是初中毕业，下学期读高中。”
杨晓丽松了一口气，说：“这就是说，他只是想在市县考取一所心目中的重点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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