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商老婆见了台商，有一种见到救星的喜出望外。在来教育局之前，她还有一种高度的责任感，还有一种为二河市城区各学校学生家长讨还公道的使命感，这会儿，她才发现，并不是那么回事。一到教育局，她就只是傀儡了，别人都把她的话抢走了。那些像她一样的学生家长，仿佛昨天被绑架的是他们的孩子，仿佛他们才是来向教育部门讨还公道的。还有那些记者，总像审犯人似地问这问那。
他们问：“你是受害者的母亲吗？”
她说：“是的。”
他们问：“在绑架事件中，你的孩子遭受了多大的伤害？”
她说：“绑匪骂他打他，把他关在黑屋里，还绑手绑脚，封了口，一整天，滴水未入。”
他们问：“你带孩子去医院验过伤吗？”
她说：“验过。”
他们问：“结果怎么样？孩子是不是伤得很重，是不是要进行抢救？”
她说：“这倒没有。医生说，只是皮外伤！”
他们说：“你不觉得这其中可能潜藏着某种阴谋吗？医生受到了某种暗示，或者威胁，因此，才说出有违于职业道德的谎话？”
她摇头说：“我不明白你们说什么？”
他们说，你太善良了，太容易相信人了。你就没想过，如果，你的孩子因为这次绑架，身心受到种种伤害，这对教育部门，对政府是非常不利的，他们完全有可能互相包庇，制造假象，谎说你孩子没有受伤，从而推卸自己的责任。
他们说，作这一个母亲，你应该为孩子多考虑，应该慎重，不要轻易说孩子没有受到太大的伤害。有许多伤害，一时半会是看不出来的，身体上的伤害还不算什么，孩子身心遭受的伤害，绑架在孩子单纯的心灵留下的惧怕，这种阴影，有可能会影响他一生。
她好迷茫，感觉自己不是一个好母亲！
他们问：“你孩子是在哪被绑架的？在学校内，还是在学校外？”
她说：“在学校外。”
他们问：“这是孩子亲口说的吗？”
她说：“是他亲口说的。”
他们说：“孩子有没记错呢？孩子受到惊吓，一时想不清楚也是有可能的。”
她说：“好像绑匪的供词也证明了这一点。”
他们问：“为什么说好像呢？是不是有的绑匪说，他们是在校内实施绑架的？”
她说：“我是听我老公说的。”
他们问：“你老公看到绑匪的供词了吗？”
她说：“没有。他是听警察说的。”
他们说：“警察的话也能信吗？就像医生的话一样，也是不能完全相信的。你没感觉到吗？在整个绑架事件中，政府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为什么呢？他们要推卸责任，他们要尽量减少给予孩子的赔偿。你认为，在这个事件中，政府要给予多少赔偿才合理呢？”
她说：“我不需要赔偿，我只是觉得，应该让教育部门，或者政府能重视这件事，加强对学校周边的管理，让我们家长放心，让学生有一个安全的学习环境。”
他们说，我们知道你不缺钱，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再发生绑架案，其他的学生家长需要赔偿时，政府会参照解决你的方法来解决，这样，对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是不公平的。
他们说，你也知道，你不是为了自己才向教育部门，向政府讨还公道，你是在为所有的学生家长讨还公道，因此，你不能因为自己不无缺钱，就可以不像政府索要经济赔偿。
这时候，她感觉自己似乎掉进了一个陷阱，似乎成了别人为难政府的工具。她很清楚台商对政府的态度，他是从不说政府一句坏话的。她想脱身似乎是不可能了，当市政府、教育局长要与受害者家属对话时，她便被许多拥护者推进了会议室。
她发现自己很无奈，很无助，虽然，身边都是她的支持者。但她要的不是这种支持，要的不是站在政府对立面的支持。她发现，她已不能代表所有的学生家长，甚至于不能代表自己。太多太多的热心人已经代表了她，说出了其实是他们想要说的话，向政府提出了其实是他们想要政府提出的要求。
丈夫的出现让她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女人，一个非常孱弱的女人。她其实更需要他的支持，别人的需要根本算不上是支持。她站了起来，她想说，你带我回家，我要回家！
然而，丈夫却说：“你跑到这来干什么？你丢人不要脸没关系，把我的脸也丢得努尽了。”
他一扬手，给了她两个响亮的耳光。她还没反应过来，丈夫便揪着她的头发，拖死猪似地要把她拖出去。她身边的人“哄”一声围上来。
有人问：“你为什么打人？”
有人指着他鼻子，很有些威胁地说：“放开她，你立即放开她！”
台商说：“我不放开又怎么样？她是我老婆，我想打她就打！”
台商夫人“呼”一声站起来，拦在台商身前，对那些责问他的人说，你们不许碰他！你们不许碰他！她嘴角挂着一丝血，头发蓬松，却一点也不含糊。那些人全被镇住了，怎么也想不到，这时候，她还那么袒护这个男人。
副市长对台商老板说：“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有什么事不能说清楚吗？非要动手打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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