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巨大压力下，清政府终于在1906年9月1日宣布进入预备立宪阶段。
对此迟来的顺应民意之举，国内依然万众欢腾，一些大城市甚至张灯结彩，敲锣打鼓，学生、市民、绅商集会、游行、演讲表示庆贺，这说明，广大民众、尤其是绅商阶层根本不希望、不喜欢革命，而是支持立宪。
但清廷并不珍视民情民意。在立宪原则上，它对权力的垄断甚至超过了日本的明治宪法。结果连温和的立宪派都极表反对：“政府宁肯与人民一尺之空文，不肯与人民一寸之实事”，开始号召“人民与之争者，宜与争实事，而不与争空文”。从1910年1月起到11月止，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以地方士绅为主的“立宪派”发动了四次大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声势浩大，遍及全国。但清廷就是毫不妥协，不愿让出点滴权力，拒不开国会，反而采取越来越激烈的手段镇压立宪运动。
这样，在“立宪”与“革命”的“赛跑”中，支持革命的人越来越多。本来纯从“道理”上说，立宪派无疑更有“道理”。然而，它的理论的前提是清政府在压力下必能“让步”，实行立宪。如果这个前提不存在，则无论说得多么“有理”，终将无济于事。这一点，反对革命的梁启超十分清楚，他看到了广大留日学生因清廷“假立宪”而由支持“立宪”到倾向“革命”的转变，确实，是清政府的所作所为才使青年相信革命派的宣传。所以1907年初他发表《现政府与革命党》一文指出：“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确是一语中的。
辛亥革命前夜的1911年5月初，清廷出台了垄断权力的“皇族内阁”，实际向世人宣示清廷根本不愿放弃权力，结果使作为其统治基础的士绅阶层与其迅速疏远，最终弃它而去。清政府在政治上拒不变革，经济政策也倒行逆施，就在1911年5月推出“皇族内阁”之时，它又宣布要将原本股份制的民营铁路收归国有。为了保卫自己的产权，以绅商为主的几省股民自然要发起“保路运动”。四川保路风潮相对激烈，最后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索。然而，四川的保路运动的绅商首领一开始坚持的是毫不过激的“文明争路”，他们刊发光绪牌位和以前谕旨中“庶政公诸舆论”“川路准归商办”两句话，令各家各户张贴，还要设案焚香。凡此种种，不可谓不文明、不温和、不理性、不克制。但清政府还是在9月初逮捕了领导保路运动的绅商首领，随后在成都开枪打死30余名手无寸铁的和平请愿者！在此种情况下，立宪派都不能不倾向革命，革命就成为“宿命”。
苛捐杂税越来越重、民间愤怒越积越重、革命血仇越积越深，这才有了武昌一声枪响，天下群起响应，至如今不过区区半个月的时间，关内已有‘湖北、陕西、湖南、江西’四地革命者群起拥护，眼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鞑子之清廷即将寿终正寝了！
李汉的这一篇文，所用文笔甚是粗陋，便是易均室自认乃是贫苦出身，读起来也是不断皱眉，他、若不是这文的确扣人心扉、实乃近年难得的革命之拷问，以他之秉性是断不能允许这篇文登上报纸头版的首页!
也实在难为了张梅生，通篇文章立意甚好，所鞭所笞无不直指问题中心。只是以他之能想为其着色几分，却惟恐失了文章本来的意思，只好皱眉苦思，反复推敲有什么地方可以做些修饰！
这份报纸共有八页，其中不仅只有些有关天下大势、革命理论之辩，还刊登了不少军政府的施行政策、纲领，甚至还有军政府的一些岗位招聘，比如他最近便深感不足，想要多招募些高文化的学生兵，稍微培养一下，这些未来可都是军政府的高层将官、甚至科研人才。
见二人还忙着做最后一次校版，准备在中午前将出版确定并开始印刷，李汉打了个招呼之后悄悄离开了，他还有着一堆的时间需要去做呢！
出了就位于军政府驻地附近刚划出来的《中国之声》报纸的总部，他带上几个警卫，一路往李东来的办公处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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