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盐方法，由于资源不同、各地自然条件地差异。制盐方法各不相同，可谓因地制宜、因时制宜。辽宁、直隶、山东、淮北、福建、广东等地地盐主要为滩晒；江苏的淮南、松江、浙江各场之盐有用板晒地，有用釜煎地；四川、云南、湖北的井盐大多为汲卤煎制；山西、陕西、甘肃、蒙古、新疆等省的池盐则系晒制。
滩晒是最为简便易行的方法，盐池设在盐滩附近，滩分为沟滩和井滩两种。所谓沟地处指在近海之处事前挖掘土沟，以便容纳海水。井滩是指在距海坡稍远的地方。选样碱地卤旺之处。挖井汲水，然后晒盐。先开沟纳潮，将湖水导入储水用的大圆地池以备晒卤之用，于晒时将池中海水引入事先平整好的专供晒卤用的方池。这些池自七层至十一、二层不等，由高而低，秩序井然。成卤之处在长芦、辽宁盐区叫卤台。退潮之后，海水流经数个方池。层层套晒。经日光蒸逐渐浓缩为卤，当卤水已形成时。乃放入卤台，并导入成盐的小池，遍撒种盐以促使其结晶，最后将结晶之盐扫起即成。如果滩地距海较远，则掘井汲水晒制。井口直径10米至30米不等，深及地下水，汲井水入池后，晒法同前。由于滩晒方法简单，制成之盐成色又好，所以多数地场区采用此种方法，滩晒之数大约为全国产量的二分之一还多。
就质量而言，以滩晒最为坚实、味咸，釜煎次之，板晒最差，制盐成本又以滩晒最为节省，每年春秋两季，如逢天气晴朗，生产相当顺利，场价每斤不过1厘，最多3厘，而其它方式成本较高，从四厘到一分不等。
纯以质量来说，川鄂所产之盐无疑要比沿海滩晒的盐稍差一些，不过不同于对天气要求非常高的沿海，四川、湖北两省井盐无论什么天气都能开工，所以，总产量赶超那边是很轻松的事情，预计到后年年底，川鄂一年产盐总量将会超过两淮、长芦两地之和，大工业的力量面对两淮、长芦还在使用的传统手工作业具有压倒性的优势！
只是，若纯以成本来竞争，川鄂并不具备价格上的竞争力。因为四川煮盐需要采购大量的木材，应城则因为机械化程度较高，需要购入大量的煤炭。结果本来机械做工带来的优势，又被拉了下去！
郑万瞻一边说，一边将国内的各处的盐务情况给他们说了一下，免得周善培、胡瑞霖等两眼一抹黑。
李汉已经不是第一次过问盐政了，倒是比其他几人知道的多不少，他边走边问，“咱们川鄂的井盐已经大量采购机器作业，生产能力已经比之两淮、长芦不差多少了，但是我听联合盐业那边说道，咱们的盐在跟两淮的盐竞争时竞争力不大，这是为什么？”
“产盐量上去了并不一定利润高，更不代表盐税高，长芦和两淮的盐出名，非因其成本低而是因为那里盐税高。”郑万瞻笑着解释，“两淮盐税每年达到1700-1900万元左右，长芦也有900余万。四川的盐税约莫跟粤盐盐税差不多，一年都在400万到540万之间，但是咱们湖北自去年十一月截止到现在只有178.24万元，这里面固然有军政府的减税因素在里面，更多的原因却是咱们的盐只能在省内低价卖，卖不到省外去！”
李汉眉头一皱，现在川鄂两省的年产盐量加在一起约莫49万吨，已经超过了两淮拥有了国内第一的产盐能力了，但是加在一起乘以三才勉强等同于两淮每年贡献的盐税，这里面似乎有些解释不通的地方了！
盐政自汉以来虽定专卖制，但唐以后征税制亦相辅而行。但那时私盐并不盛行，其原因在于今时滩晒盐尚未明，煎盐易于管理。而且直到清初盐税较轻，贩私利益不大，而罪责极大，无人敢轻易尝试。鸦片战争之后，晒盐方法盛行，沿海到处都可。太平天国之时，时局动荡，官府盐仓被焚毁，灶户与商贩直接交易，税收既然不能在产地向穷苦灶户征收，于是就仿效厘金办法，到一地征一次税，过一卡加一次捐。在这种情况之下，引界愈密，缉私愈严，贩卖私盐获利就愈厚。最终多增一文捐税即少销一斤官盐。而引商有包课之责，不得不重斤夹带，掺和泥沙，使外国牛马不食之秽盐强迫人民以重价购买食。害民若此，而国家收入并未见增。
特别是清末以来，国家入不敷出，又历经甲午、庚子两笔巨额赔款，盐斤不断加价，成为盐税的主要组成部分，比如长芦盐正课每引0.63两，而加价为4.05两，平均下来，每百斤在一两以上，淮南四岸，每百斤高达3.25两，两广盐税平均，亦在2.4两左右。四川因为川盐济楚之后便遭到了淮盐背后利益集团的打压，导致川盐只能在附近贫困省份买卖，盐税平均1.2两上下，湖北之前因为不是产盐省份更是只有0.27两，税赋可谓低廉，故而产量虽高，但是收入却没有相应地水涨船高。
除此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盐商联手打压川鄂之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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