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随着大明朝政的腐败，中枢威望不断下降。西北地区的边境贸易又再度活跃了起来，不过都是以边军和商人勾结实施的走私贸易为主。
而可以和山右商人相抗衡的，这是南方的新安商人。这些在大明中后期才开始发展起来的徽州商人，凭借着粮食、木材和典当行的生意发家，在长江以南拥有着广泛的影响力。
在长江以南的部分内陆地区，甚至有无徽不成市的说法。到了崇祯登基的时候，徽州商人的财力，也开始逐渐向两个行当上聚集了。
一个是典当业，徽州商人同官员之间的良好关系，及同乡之间的互助精神，使得他们可以筹集起较大的资本，和降低无法回收债务的风险。
而另一个，则是大明商人们都眼红耳热的盐业。朝廷每年所收到的盐税不及正常额度的十分之一，而各地的盐价却始终居高不下。可想而知，盐业的暴利都落进了谁的口袋。
一个一文不名的商贾，找到门路进入盐业之后，十数年后就能聚敛起十几、数十万两的资产，这种商业神话只会发生在盐商之中。
资本是趋利的，正因为盐业的这种暴利，导致了大明的财富不断的向盐业集中，而无法分润给其他手工业。这也使得，江南的经济虽然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雇佣关系，却始终不能跨过最后的门槛。
如果朱由检想要在商人代表大会通过征收商税的方案后，尽快落实这些措施，凭借现在腐败而低效的大明征税体系，显然是完不成这个任务的。
而朱由检认为，最适宜监控这些商人经济活动，协助税收工作的，某过于晋商和徽商手中的典当业了。
拉拢其中一方，打击另一方。无疑是政治斗争的不二法门，同样也适用于商业活动。
徽州商人虽然通过和官员的良好关系，为自己的商业活动保驾护航，从而获得了迅速的发展。
但是起步太迟，根基不稳，终究是他们无法回避的一个弱点。徽州商人虽然打入了两淮盐业，但是旧有的盐商们依然维持着自己的特殊地位，并打压着徽州商人在盐业中扩大份额。
比如说淮扬外地盐商在扬州可以落下户籍，叫做商籍。凭借这个商籍，盐商子弟能够获得特殊的童生配额，事实上这就等于向这些盐商家族开放了进入仕途的门禁。
并不是所有商人都能获得商籍，出身山陕的淮扬盐商就极力反对徽州商人在扬州落籍，而这也是晋商和徽商之间矛盾最大的一点。
此次上京的徽商代表中，以林塘范无病、休宁汪逢元、程德斡为首。范无病经营米业，汪逢元经营典当业、程德斡是一名木商。
虽然徽商代表中没有盐商，但是代表江苏的商人中，却大多以盐商为主，包括晋商和徽商出身的盐商。
这些天来，皇帝对于晋商和徽商资料的搜集，同样看在了王承恩等宫内太监的眼里。
就他们的立场来说，自然是倾向于晋商。毕竟山西就在北方，且晋商发家久远，在京城中还存留着不小的影响。
长芦盐场尚未被四海商行吞并之前，长芦盐场出产的食盐就基本上被晋商所收购。
因此当崇祯离开了浙江商人代表的分会场后，在会同馆内腾出来的一间房间内，继续研究晋商和徽商的资料时。
王承恩不由小心的向崇祯说道：“陛下，这些徽州商人入京之后就四处奔走，企图拉拢朝廷官员为他们向朝廷主张，凡是扬州盐商子弟均可就地入学。臣以为，这些徽州商人汲汲于利益，恐非良善之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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