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明时报上对白银、黄金、铜的价值讨论，安排说书人重点宣传这一系列文章，终于让大明的商人们开始思考起，他们手中白银的价值是否真的那么稳固不摇。因为这种疑惑，终于让一些商人开始保留黄金，准备观望一下风向。
京城黄金期货市场的开启，也吸引了一些投资黄金的资金入场。在这一连串的组合拳下，四月下旬，市场上黄金的价格终于再次开始回升。
4月28日，三艘日本商船抵达了天津港，他们带来了去年向中央银行借贷的50万元本金，加上7.5万元的利息，本次预备进货的150万元资金，另外还有德川忠长通过滨田佐助带来的60万元军火款项。
此次日本人携带的庆长丁银，基本上是43匁规格的丁银。匁是日本的重量单位，相当于新度量衡的3.759克，这样一枚丁银大约重161.6克。庆长丁银的含银两是80%，也就是129.3克纯银。根据去年的约定，每枚43匁的庆长丁银价值4.7大明元。
每50枚庆长丁银一箱，三艘船便装了1万1千5百箱。当崇祯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立刻想到了一个主意。
他吩咐了吕琦和汪逢元亲自去天津同日本商人碰面，请他们演了一场好戏。于是，三艘日本商船一次携带了3万箱白银前来购货的消息，迅速从天津传到了京城。
在装卸这些银箱时，还在码头上不凑巧的摔了几箱，把涂了黑漆的庆长丁银掉落了出来。在天津码头围观的百姓显然是被惊吓到了，虽然天津也算是南北货运的交接点，每年从天津码头上下的钱货，并不会比日本人运来的这些白银少。
但是以往朝廷运输太仓银的时候，唯恐担心被人知道内情，沿途封锁消息还来不及，哪里会给普通百姓围观。看着船上如同长了摇钱树一样，钱箱怎么搬不搬不完，顿时让一些市井好汉看红了眼，开始蠢蠢欲动了起来。
负责操办此事的吕琦，赶紧从天津卫城调来了一营军士，看着全副武装的士兵守卫在日本商人下榻的客栈外面，方才让这些昏了头的好汉们清醒了过来。
而每日搬运5千箱，足足搬运了6天，才把船上的银箱搬完，这个消息随着围观群众中的好事者，迅速传播了出去。
很快，汪逢元便出面宣布，日本国商人携带来的银两已经存入了中央银行，日本商人此次前来大明采购的物资，已经全部交由中央银行购买。
十日之后，在京城中央银行总部将会召开一次招标会，凡是有实力的商人均可前往投标。而几位日本商人还同时在大明时报上刊登了一个声明，他们希望能够在此次投标中结识一些诚实的大明商人，建立长期的交易关系。
这些日本商人承诺，以此次投标为基础，接下去的三年之内，每年采购的货物数量，不会低于这次大家中标的数量。
这些日本商人的到来，让京城的商人们终于明白了两件事。一、日本果然如报纸上所说，是一个有着众多银矿的国家；二、能够获得这次同日本商人交易的机会，就等于是获得了今后三年同日本商人进行贸易的权力。
但凡人在京城，又有实力的商人或是商号，都纷纷赶往了中央银行，准备了解这个所谓的招投标，是一个什么样的章程。
汪逢元倒是很好说话，他告诉这些上门来的商人们，作为中央银行的董事会主席，他必然是要照顾中央银行的顾客的。
这些日本人采购的物资将会分为两批，第一批是利润较高的种类，凡是在中央银行开设了10万两白银账户的个人或商号，可以先参与一次秘密投标。剩下的种类才会进行一次公开招标，但是每个投标者必须出示一份任何一家银行保证过的保函，价值不少于5万两，作为完成交易的保证。
通过了这次日本商人的采购事件，崇祯进一步打击了市场上对于白银的信心。顺便还替中央银行补充了一部分资金，也让更多的投机者参与到了对赌黄金上涨的一方来了。
经过了这一事件，黄金期货市场也好，民间的黄金价格也好，终于开始了缓慢但是持续的上涨过程。而三家银行的股东们，也终于意识到了，光凭朝廷颁发的黄金法案，是无法左右大明市场上黄金的走向的。
三家银行再次向股东进行了动员，筹措和扩张了银行本身的资本。其中以山西银行扩充的资本幅度最高，山西银行最初成立时仅有350元的股份。年前因为黄金法案，扩充到了600万元。
但当这些山西商人们意识到，如果不能在黄金市场上获得压倒性的胜利，他们此前投入的资本也可能受损之后，便迅速把股份扩张到了2000万元。曾经掌握了山西银行一半以上股权的三德堂常家，不得不让出了一部分权益，掌握的股份降到了总股本的四分之一。
而此前只是凑个分子的蒲州张、王两家，则借着股本扩张的机会，让两家掌握的股权达到了22.5%。原本山西银行中拥有主事权力的常家，现在则只能听取各位股东公论了。
山西银行出现的这种状况，让常家不少子弟深感不满。他们认为常家退让的权益实在是太多了，有汪逢元的例子在前，不少常家子弟也梦想着，常家能够化商为贵，也弄个爵位来改换下门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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