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台吉送到蓟州的这封公开信，蓟州城内的官员不敢隐瞒，也实在是隐瞒不了，于是立刻派人把信件送回了京城。
内阁拿到信件之后，却不敢立即送到崇祯面前，黄台吉信中语气狂妄，已然把自己同大明皇帝放在同等地位上。内阁诸臣觉得把信件郑重其事的送到皇帝面前，不管崇祯做什么反应都不大妥当。
不回应则显得有些示弱，回应的话等于承认了黄台吉有资格同大明皇帝讨论是非对错的权力，无形中便抬高了黄台吉的地位，这让内阁诸臣难以接受。因此，几位大臣稍稍进行了讨论之后，决定无视这封信件。
他们认为只要接下来把后金军赶回关外去，那么黄台吉对大明皇帝的质问也就无疾而终了。更何况，把信件递交给皇帝后，如果皇帝要求他们拿出应对措施来，他们都觉得自己无法拿出一个万全之策来，那么还不如干脆瞒下这封信件好了。
黄立极等人的想法是不错，但黄台吉发的既然是公开信，在前线的锦衣卫和社会调查局自然也能得到信件的内容，因此崇祯还是获悉了这封信件的内容。
对于内阁采取这种不予回应的处置方式，崇祯显然是不认可的。如果后金没有破关，只是派人在关内散发一些传单扰乱视听，崇祯倒是不介意采用内阁现在的处置方式。
但是现在黄台吉带着大军破关而入，在这封公开信后面的，是后金数万耀武扬威的大军。如果大明不作出回应，岂不是默认了黄台吉在信中诉说的出兵理由是正当的，尚未开战，就打落了自家军队的士气，崇祯肯定是不会接受的。
于是朱由检在看过了黄台吉的公开信之后，便让王承恩传话给内阁，要求内阁诸臣拿出一个应对措施来，驳斥黄台吉颠倒黑白、强词夺理的出兵借口。
不过内阁诸臣在两日内连续撰写了3、4篇文字，都未能让崇祯感到满意。于此同时，前线的状况，也一日坏似一日。
后金右翼兵马破开大安口之后，3日内连续五次击败救援大安口的明军，夺取了马兰营、马兰口、大安营三座小城，从这些地方败退下来的明军残军数百人退到了遵化城西面20公里处的石门镇。
但后金右翼继续派出人马追击，把这只残兵逐出了石门，切断了蓟州和遵化之间的联系。而此时左良玉和茅元仪才刚刚抵达蓟州城，无法得知遵化城详情的两人也不敢冒进，只能派出一部分兵力守住距离石门镇10公里的马伸桥，稳住形势后再打探遵化的详情。
到了这个时候，连茅元仪也不能确认，此前总参谋部设定的作战计划还能不能继续实施。因为总参谋部此前所有的计划，都是建立在遵化和三屯营两城能够拖住后金主力，使之不能南下的基础上的。
甚至于，就算三屯营失陷了，只要能够保住遵化城不失就行。因为蓟州镇转运长城各口的大量军需，都放在遵化城内。如果让后金攻下了遵化，那么后金就补上了长途远袭，携带物资不足这个最大的缺陷。
现在是农历10月末，到了11月中旬，北方必然会开始下雪，如果后金大军不能在11月中旬前打开遵化城，那么就必须要考虑尽快出关返回沈阳的事宜。否则大雪封山，后金大军就等于被封锁在关内了。
就算女真八旗再怎么吃苦耐战，也不可能在粮食不足的状况下，穿越千里雪原安然返回沈阳。如果他们真的做得到的话，他们就都是内裤外穿的超人了。
但是，如果让后金军队现在就攻下了遵化，那么解除了粮食缺乏危机的后金军队，既可以依托坚城守到来年春天，也能派出一支精兵绕道丰润或是玉田，或是前后夹击蓟州城，又或是继续南下攻打通州、河西务甚至是天津。
于是现在的局势就变成了，谁掌握了遵化城，谁就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现在唯一能够尽快支援蓟州城的，只有驻守在京城的五只新式陆军师。通州、河西务的驻军不能动，天津的兵力不足，辽西、山东、山西、保定等地的明军，现在是远水解不了近渴。
京畿都督府名下的新式陆军经过了近2年的训练整顿，总参部对这些新军的战斗力也较为了解。因此茅元仪等人认为，现在京畿地区唯一可以用来救急的武力，只有这些新军。
于是人在蓟州的茅元仪等战时大本营参谋认为，应当让新军主力尽快前出至蓟州，然后全军北上，夺下石门镇、堡子镇一带，如果遵化城到时还没有失陷，则我军即可以全力救援遵化，也可以视情况牵制后金攻城部队。
如果那时遵化已经失陷，接近4万人的新军也能缓缓退回蓟州，不至于被后金集中兵力吃掉新军的一部。
孙承宗倒是属意这个方案，但是内阁和百官听到新军主力尽出，京城接下来七八天要处于不设防状态，等待保定、河南官军北上入卫，顿时就闹开了。
就连一向不干涉军事的黄立极、徐光启也不认同这个方案，京畿都督府六师尽出，京城就只剩下了锦衣卫和巡警局，还有守卫皇宫的御前侍卫。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些人弹压地方治安，抓抓小偷或是装神弄鬼的神棍还能胜任，让他们负责城防保卫京城，则谁也不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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