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通敌案爆发之后，还在太原的常万春很快就知道了这个消息。他原本想要联合晋商的力量去疏通地方官府，把这件案子限制在张家口那几家商号身上。
然而此案涉及到谋逆，是锦衣卫和宣大都督府亲自督办的案子，连宣府副总兵都折进去了，其他地方官员此刻唯恐同通敌案扯上关系，哪里还肯替他们这些商人求情。而山西银行运行一年有余，光是贷款收益就很是丰厚了，更不用说操纵黄金比价上升一事，眼看就有上千万的收益就要进账了。
在这种赤裸裸的金钱利益面前，就算是一向团结的晋商内部，也出现了相当程度的分化。因为皇帝的施压，使得山西银行成立时，先期投入银行股本的股东大多是晋商中的二三流人物。
这些人有钱但是却没有什么官面上的势力，因此不得不出了银行成立初期股本的大头。而以蒲州张、王两族为代表的晋商士绅，只是出了一点股本意思意思。
山西银行刚刚成立，山西铁路修建还没有完成时，大家都看不到这两样新事物能带来什么好处，因此自然不会对山西银行的股东有什么兴趣。
但是等到山西铁路修建了数百里，而山西银行不仅抢走了原本典当行的生意，还垄断了边镇物资供应和对官府放贷的业务之后，这些精于计算的晋商也就意识到了铁路和银行的巨大价值所在。
虽然山西银行此后进行了数次扩充股本，但是以常家为首的一批晋商因为占了原始股东的身份，牢牢的限制住了张、王两族为首的晋商士绅在山西银行内的股份，使得山西银行的控制权力还是在常家手中。
原本只是一介豪商的常家，此刻倒是生发了起来，大有领袖整个晋商团体的趋势。一向依仗着官绅身份，垄断盐业和边军粮食生意的晋商们，自然是不愿意让原本只是在口外同蒙古及后金做走私生意，替他们打下手的晋商们爬到自己头上来的。
因此原本就是一个松散的地域商业联盟的晋商团体，现在颇有些四分五裂的局面，当张家口通敌案爆发之后，同通敌案关系不大的晋商们，就开始想要谋夺常家为首的晋商们在山西银行和山西铁路中的股份。
常万春等人连续在山西、大同、宣府等督抚衙门碰壁之后，才从出使察哈尔部的柳敬亭那里得到了一些指点。
想要不被通敌案所牵连，除了得到皇帝的保护之外，其他地方官员已经无法给予他们什么帮助了。至于逃亡什么的，常万春等人更是连想都不愿去想了，他们这些大户人家牵连到的族人，最少的也有数百人，就算逃出了一两家人，整个家族数代的经营也就等于全部毁于一旦了。
更何况，在银行没有成立之前，各家还有一些窖藏起来的财富，作为以防万一的手段。但是银行成立之后，流动起来的资本所带来的收益，让他们恨不得把每一分钱都投入进去。现在出了问题，他们就发觉自己居然无法把这些钱财转移出去，银行的监管方式，使得每一笔大额资金的调用都在户部派出人员的监视之下。一旦失去了银行和铁路的股权，他们就等于是真的一无所有了。
到了这个时候，常万春等人也只能死心塌地的向着皇帝靠拢，指望能够得到皇帝的保护。事实上如果现在崇祯出了意外，那些曾经的山西乡党，估计会第一个向他们所拥有的财富下手，连罪名都是现成的。
常万春除了派出儿子跟着柳敬亭出使察哈尔部，打着就算保不住全族，也希望能让一个儿子逃出去，他甚至暗示过儿子，如果事情不妙就干脆别回关内了。而他自己则亲自带着筹措出来的一笔资金来到了蓟州，希望能够见到皇帝，为自己和那些涉及到通敌案的晋商们找出一条出路。
也亏得他假称是为皇帝出征部队筹措的后勤支援经费，因此锦衣卫才没有拦住他，不过也派出了人手保护他来到了蓟州。常万春还没有找到求见皇帝的办法，想不到就听到了皇帝要求召见银行在蓟州的代表的消息，他自然顶着这个代表的名头见到了崇祯。
而事情也比他想象的还有顺利，皇帝接受了他献上的资金，还要求他做一件事就能抹去和通敌案的联系。这不由让常万春紧张了近半个月的心情顿时放松了下来，不管皇帝出什么难题，常万春知道他们总算是过了这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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