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些汉官儒生来说，投降后金国，剃发易服，虽然在他们身上刻下了向蛮夷屈服的耻辱。但是如果蛮夷之君能够礼贤下士，尊重儒学，并接受圣贤的教诲，开科取士，最终能够化夷为夏。那么他们便不算是投靠了蛮夷的无耻之徒，而是教诲蛮夷成为华夏之民的忍辱负重之士。
如果这只蛮夷能够入主中国，继承华夏法统，那么他们就摇身一变，成为了名臣贤相。按照后世的话来说，他们便是能够认清大局，顺应潮流，在历史转折关头掌握了自己命运的历史人物，也是促进了民族融合的有功之臣。
虽然天聪三年的伐明之战遇到了挫折，让黄台吉在八旗内的声望有所下降，但是他在汉人中的口碑却变得更上一层楼了。因为天聪三年开始的科举考试，让后金国内的汉人士绅和读书人看到了希望，一个让他们脱离被女真、蒙古人奴役的希望。
这些汉人士绅和读书人当年出卖明军向努尔哈赤投降，他们原本以为自己还是能够享受，他们在明国时所拥有的特权。但是很快这些士绅和读书人便被努尔哈赤教育了，努尔哈赤率领的女真贵族，并没有打算和他们一起分享后金国的统治权力。
他们在女真人的眼中，和那些汉人奴隶并没有什么区别，而且因为他们的富有，还常常被女真将领所敲诈。这也是为什么，早就投靠了努尔哈赤的刘兴祚兄弟，宁可丢下家人，也要逃亡回大明。不是他们对大明有多么怀恋，而是他们根本无法和女真人获得相等的地位，甚至还不及蒙古人的地位。
四大贝勒中，只有黄台吉很重视这些汉官儒生的作用，他一登基便立刻着手提升国内汉人的地位，便筹谋改变后金国内的政治，仿效汉人建立后金的官制。他的这些作为，自然也就得到了这些汉官儒生的忠诚，他们把黄台吉视为明君，认为这是一位有可能将后金国变为华夏之邦的蛮夷首领。
而在阿敏将孙得功一家绑去明国，用于交换被俘的女真将士之后，在兔死狐悲的心理下，这些汉官儒生以为，后金国内能够庇护他们的，也只剩下黄台吉了。如果他们想要躲避大明皇帝对他们这些投降汉官进行清算，那么后金国最好只有黄台吉说了算。
在高鸿中、鲍承先、宁完我、马国柱、范文程等汉官看来，原本想要以推高黄台吉声望，边缘化其他三位大贝勒在朝中的发言权，最终让黄台吉成为后金国真正大汗的方案，显然已经有些不太适宜了。
以现在局势来看，后金同大明之间很可能陷入一种势均力敌的平衡，双方之间的大规模战争不会再轻易爆发，因为没人愿意打一场得不偿失的战争。一旦后金从战争状态转入到和平发展的时代，那么谁掌握更多的财力和物资，将会比手中的军队数量更为重要。
在无法劫掠明国物资的状况下，谁也不能保证一只强大但饥肠辘辘的军队，会对自己忠诚无比。如果无法从政治上和平解决三大贝勒，那么自然便要准备好用武力解决。至于这场内斗会流多少女真人的血，他们可是一点也不在乎，他们只在乎一点，确保这场内斗胜利的一方是自己这边。
急于表现的宁完我是第一个跳出来呼应黄台吉的言论的，他义愤填膺的说道：“汗王说的不错，《礼记曾子问》就说过：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
如今汗王既然已经登基即汗位，这君臣的名分就已经定了下来。昔日四大贝勒共理朝政之制，不过是先汗去世之后四方不稳，为了团结各位贝勒共抗强敌，不得已而行的非常之制。
现在明国已然同我国签订合约，朝鲜也同我国签订了兄弟之约，察哈尔部更是西迁至河套，我国的外部形势可谓大好。
当此之际，自然应当调理国内之制，拨乱反正，效仿中原王朝建立我国之官制。奴才敢请汗王废四大贝勒问政之制，设六部官员以治理国家…”
宁完我的激进之策，并没有打动黄台吉，他批驳阿敏可不是想要大动干戈，而是想要先把阿敏从四大贝勒中剔除出去，顺便看看自己的文馆中人，是不是真的只忠诚于自己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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