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允彝对这些人逆行倒施的疑惑，在朱由检的面前却不是什么令人难以理解的问题。
在后世各种历史信息的爆炸性传播中，他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当一个王朝或是国家面临着覆灭危机之时，想着要站出来维护这个王朝和国家的，绝大多数都是底层的人民，而不是那些享受了最大好处的统治阶层。
其实只要仔细想一想，朱由检就能明白为什么。比如大明王朝现在遇到的最大难题是财税不足，因为国库空虚导致南方的粮食无法运到北方的灾区，从而造成了北方的粮食危机。
而财税不足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大明开国时建立起来的财税制度，在不断的修修补补之后，终于走到了尽头，已经无法适应大明眼下的生产力水平了。
一个构筑于大多数自耕农为纳税主力的小农经济的税收制度，面对今日这种土地大量集中于少数人，财富集中于工商业者手中的社会形态，已经完全失去了国家税收存在的意义和目的。
这种税收制度若是再不变革，无疑就是将整个国家的底层百姓推到了朝廷的对立面去。无地或是拥有极少数土地的百姓给养着整个国家，而占有大量土地和财富的士绅官僚豪商却享受着免于税收，或是极低下税收的待遇，这就是大明社会目前最为主要的矛盾。
将这样畸形的税收制度继续维持下去，必然会将整个王朝拖入毁灭的深渊。大明王朝的统治阶层中并非没有精英看到这个危险性，只是想要变革大明的财税制度，百姓身上已经无肉可割。
在没有找到通往资本主义道路之前，或是如同西方一样兴起大航海时代，追求海外的财富。当政者想要挽救这个王朝，就必须要从统治阶层身上割肉了。
作为大明统治阶层中的精英，张居正曾经试图挽救过这个王朝，但是被政权优待了两百余年的士绅官僚们，他们乐于享受这个政权提供的一切特权，却不愿意损害自己的任何利益去维持这个政权的存在。
因为士绅官僚们虽然处于一个阶层，但他们却并不是一个整体，比起对于王朝的覆灭，他们更担心的是自身阶层的掉落。
从这些士绅官僚的个人立场看来，他们少贪污一些，少兼并一些土地，并不能挽救这个国家滑落深渊。但是却会影响到他们自己能否获得足够的资源，从而保住自身的阶级不会掉落。
在大明目前这样激烈的社会矛盾中，失去了特权的庇护，不但保不住自己的家业，甚至连家人都未必能保得住。
反过来，士绅官僚在地方上的搜刮，使得他们有足够的资源去对付那些不成气候的零星反抗。因此他们拒绝向朝廷让渡出任何的利益，并毫无羞愧的认为，他们现在享有的一切特权是理所应当而不用进行回报的。
早晨的阳光从门窗中斜斜的照进了尚书房，细小的尘埃围绕着光柱婉转翻腾，犹如是有生命的个体。朱由检沐浴在这样的阳光下，一页页的翻看着来自陕西的各项汇报。
在经过了数个月的各方博弈之后，陕西两个藩国被拔除后空出的土地，和那些逃荒百姓被霸占的土地，终于有了一个让各方能够接受的分配方案。
百姓获得了这些土地的十分之三、四，豪门大户获得了十分之二、三，中小地主获得了十分之三、四，剩下的土地则成为了用于陕西教育的学田。崔呈秀、杨鹤决定在原西安的秦王府内设立一所大学，叫陕西大学，并在陕西各县设立一所小学，这些学田的租税将会成为这些学校的经费。
这是一个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的结局。唯一值得称道的是，这个方案获得了陕西百姓和士绅的热烈拥护，倒是让朝廷在陕西拉回了不少人心。
让崇祯眼前一亮的，便是夏允彝在这场斗争中的表现。从一开始被崔呈秀和陕西官绅吊打，到联络各地的年轻士人，发动士绅会议以制衡豪门大户，使得原本只是负责维持地方治安和兴办水利的士绅会议，变成了陕西政治中声音不小的一员，足以见证了他的成熟。
而一向以谦谦君子待人的夏允彝，为了让士绅会议中的中小地主代表反抗那些豪门大户，居然能想到在陕西成立青年学会的支部，吸纳那些寒门出身的年轻士人去鼓动家人；拉拢了那些名字没有上宗谱的宗室，先起来和豪门大户闹了一场等等手段，都让崇祯有些赞叹了起来。
被迁移走的陕西两藩宗室，都是有着朝廷正式封号的，至于那些没有封号的宗室成员，朱由检也正感到有些头疼。把他们一起迁走，这些人不愿意离开故土，他们自称自己不是宗室成员。但是留在陕西，失去了土地的他们又可能成为起乱的源头。
夏允彝以土地为引诱，让这些没有封号的宗室成员同豪门大户闹上了一场，也算是断绝了双方勾结的可能性。而想要安居乐业的宗室在分到土地之后，自然不会再有其他想法。这倒是顺手替崇祯解决了一个麻烦。
朱由检批阅了这些文件之后，便对着一边的王承恩说道：“崔呈秀、杨鹤报上来的土地分配方案，朕已经认可。另外陕西不少官绅对夏允彝的弹劾，朕不予认可，一概驳回。这些文件你送去给内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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