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天津，一石大米价值1.5元，在北京则是1.6元。将一石大米从上海运到天津，现在的海运费是0.25元，扣除其他费用，每石大概还能赚上0.2-0.3元。但如果是采用运河运输，每石的运输费用就是0.45元，差不多无利可图。
对于户部官员来说，自然是喜欢海运而不是内河运输漕粮。但1600万石的漕粮内河运输费用就是720万元，这其中将近一半是要落入帮会人员、承揽商人、漕运官吏和士绅手中的，他们又怎么肯无端端的损失这么多。
从原先的漕运方式更换为现在的商运方式，已经让不少人损失了不少利益，只是新皇登基大家还看不清方向，加上崔文升这个总督漕运兼管河道的大太监手腕圆滑，令这些人最终还是忍受了下来。
到了今日，朝廷虽然没有明说要用海运替换河运，但是河运漕粮的不断下降，已经说明朝廷确实是动手了。这自然让一些人开始躁动了起来，试图采取一些手段维护自己的利益。
只不过既得利益者的反抗总是会有些瞻前顾后的心态，特别是当皇帝并没有公开发文说要用海运取代漕运的时候。光是让这些人聚在一起讨论如何应对漕运业务萎缩的状况，就已经浪费了不少时间。
而让众人达成一个统一的意见，更是一件难以做到的事情。眼看着冬季的到来，让运河都进入了停航季节，大家也没有讨论出一个办法来。清江浦的四家士绅终于忍不下去，决定出头组织码头无事的工人去漕运总督衙门前闹一闹，好让朝中的官员借此攻击海运的政策。
这四家士绅之所以如此积极，还是在于一旦大运河的运输业务出现萎缩的话，首当其冲的影响便是清江浦码头。这四家士绅在清江浦都是建有私码头的大地主。别看淮安这地方工商业发达，其实此地是常年遭受水灾侵害的地区。光是漕运总督衙门因为历年的洪水都不得不搬迁了三次。
大运河给沿途的城市、村镇带去财富之余，同样也给这些地区带去了祸害，不管是黄河携来的大量泥沙，还是为了保证运河水量而无视两岸农田的用水。
因此运河两侧的士绅大多投资于工商业而不是田地之中，只不过他们的投资方式不是创造生产力，而是挖朝廷的根基。一旦漕运事业开始萎缩，这些依赖运河为生的士绅们就不知道今后该怎么办了。
12月9日，清江浦四家士绅出钱，码头上的帮会分子出面组织，蹲在码头附近草棚区歇冬的数千苦力被煽动了起来，走上了街头向着城内的漕运司、县衙等衙门走了过去。除了一些帮会分子在队伍里声嘶力竭的叫嚷着，“我们要吃饭，禁止海运，朝廷不要与民争利…”
大多数混杂在队伍里的苦力都是双眼无神，看不出一点游行的热情，他们饿着肚子一步挨着一步跟着队伍前进。他们也并不知道身边那些把头们叫嚷的话语是什么意思，他们不过是为了两斗大米才出来走一走而已。
看着那些帮会人员将近三分之一的码头苦力叫了出去之后，蹲在一张木凳上喝粥的张献忠终于跳下了凳子。穿着一身破旧衣衫的他，此时已经成为了码头工人眼中的带头大哥了。
虽然已经带上了锦衣卫百户的帽子，但是张献忠倒还是没有脱离出身贫寒的影响，在这些漕工、船工之间潜伏时，完全没有任何障碍。凭借着一身好拳脚，和笼络人心的手段，他现在已经是运河码头工人工会中最有影响力的首领了。
码头工人工会的成立，就是为了对抗运河上和陆地上的帮会分子，并为了维护工人权益和商人、官吏进行斗争的工人组织。在内务府和漕运总督衙门的扶持下，这个工会组织已经可以和那些老牌的帮会进行抗衡了。
工会在清江浦、扬州等地的势力最强，这些帮会成员能够从棚户区带出近三分之一的码头工人，自然也是有工会人员混杂在里面煽动的缘故。
张献忠在数日前已经接到了皇帝的命令，因此对运河沿线城市监督的很是紧张，前几天听说清江浦这边有人在煽动工人对抗朝廷，他便急匆匆的赶了过来。没想到真是看了一场好戏。
将粥碗丢在一边的桌子上后，张献忠就对着身边的义子孙可望说道：“好了，这些鸟人把戏台搭好了，该轮到我们上去唱戏了。去通知各路组长，把剩下的码头工人都发动起来，打上横幅，要求惩办奸商，打击克扣工人薪水的工贼黑帮分子…”
小了张献忠近十岁的孙可望，他的父亲原本是张献忠在延安府担任捕快时的同僚，因为受到农民起义的波及，父亲丧生，家中只剩下了母亲、自己和弟弟三人。在家中难以维持下去时，孙可望听说这位叔叔倒是发迹了，于是不由写信给了张献忠。
正愁身边缺少亲近人手帮助的张献忠便寄出了一笔银两，让孙可望上京城来帮手。年仅15的孙可望狡猾多智，很快便获得了张献忠的喜爱，并被他收为了义子，并带在了身边办事。
听到了张献忠的吩咐之后，孙可望立刻恭顺的回道：“是，义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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