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张家口通敌案爆发之后，一批和后金进行贸易往来的山西商号和山西商人就被朝廷给清理了，接着洪承畴接任山西巡抚时，又对当地一些势力较大的官商进行了打压，到了崇祯五年时，原本晋商商会的掌权者就更换了一大半。
原本同蒲一带的士绅很热衷于操纵晋商商会，从而为自己的家族获取利益。但是在朝廷的连续打压下，这些士绅终于醒悟了过来，虽然家族中依旧保持着经商的习俗，但却不敢再试图勾结商会行事。
士绅和商人之间的关系分离，使得晋商商会终于开始变得像一个正常的商人公会了。原本商会的首脑常万春等人，在成为了山西银行的董事之后，便在朝廷的暗示下将商会的事务交给了年轻一代。
常浩春、赵思恭、李思孝等年轻人在种种变化之下，终于成为了晋商商会的主导者。这些年轻人和老一辈晋商不同，并不想在传统的盐业和粮食产业中继续打转。
在山西同蒲、同丰、同张三条铁路基本通车之后，他们很快便意识到了铁路才是这个时代最好的生意。以山西丰富的煤铁资源为基础，可以为铁路修建提供大量的廉价铁轨，依托着修建完成的铁路，不仅能够让晋商可以廉价的获得铁路两侧的土地，还可以把晋商的货物更为廉价的输送到当地，打压其他地区商人的贸易。这可比从前向草原和辽东走私铁器要安全而暴利的多。
只不过山西境内实在不怎么适合大肆修建铁路，而相邻的河北、陕西、河南三地也不允许晋商插手当地的铁路建设，于是晋商便只能将目光转移到了塞外。同丰铁路的修建，不仅让大同变成了边境腹地，更是让丰镇当地的山西的移民迅速超过了陕西移民，将这一片曾经的两国交战前沿变成了热火朝天的拓荒之地。
而凭借着当地山西移民的支持及廉价快捷的铁路运输，也使得丰镇地区成为了晋商在塞外的首个根据地。从崇祯五年开始，进入草原深处贸易的商帮起点，不再是山西长城的各关口，而是始于丰镇。
常浩春、赵思恭、李思孝等年轻晋商对这一成果并不满足，他们还在期望着，在张家口同丰镇之间修建一条铁路，好控制住河北商人的出塞路线。
将丰镇的铁路继续向北面延长，直到戈壁滩附近的额仁达布散淖尔；将铁路向西延伸，过归化城、土默特川直到黄河边，甚至沿着黄河继续向西，把肥沃的前套-后套平原都纳入到晋商的贸易圈内。
甚至于有朝一日可以把铁路延伸到漠北草原，从而绕开陕西商人控制的河西走廊，进入到更为富庶的西域、中亚地区进行贸易。
然而想要修建这样一条铁路网，光靠商人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光是一个被后金赶出家园的林丹汗就能阻碍住丰镇铁路向北延伸的计划，更不必提在荒凉的戈壁滩上修建铁路的风险性了。
因此和他们的父辈们不同，常浩春、赵思恭、李思孝这些年轻晋商更能感受到国家强盛给商业带来的影响和变化。他们更希望能够获得国家的支持，而不是某些达官贵人的庇护。和从前的老一辈晋商相比，这些年轻商人更积极于把商业同国家对草原的战略相结合，从而随着国家的扩张而获得暴利。
当邵宁臣以战时大本营的名义要求晋商进行配合时，以常浩春、赵思恭、李思孝为代表的年轻晋商并不以为这是一个负担，反倒是突破阻碍修建漠南草原西部铁路网的好机会。只要皇帝能够率领大军击败远道而来的后金军队，那么在这场战争中积极支持皇帝的山西商人自然也就能够扭转此前晋商在皇帝心目中留下的坏印象，从而换取皇帝对于这个铁路网修建计划的支持。
于是在这些年轻晋商的说服下，晋商商会给予了邵宁臣以最大限度的支持。七月十七日，丰镇-集宁堡-乌湖克图64公里的铁路单行线铺设完毕。原本从丰镇每两日输送60吨物资至集宁堡，迅速提升到了每日输送180吨物资至乌湖克图，并且节约了一半以上的牲畜和四分之三的人力。
充沛的物资加上有组织的人力，使得乌湖克图防御核心阵地的修建速度比此前提高了五倍，当七月二十二日后金军队前哨出现在乌湖克图北面的后山丘陵平原地带时，以乌湖克图为核心，分置于乌兰察布河两侧的，近一平方公里大小的防御阵地和大营已经成型了。
在这座要塞式样的大营两侧，还有两座传统样式的营地，三座营地形成了一条将近10公里宽的防御带，牢牢的把持住了这座盆地的中心位置，堵住了后金从东北方缺口进入盆地中心的道路。
应该来说，这一次袁崇焕指挥的队伍，可比上一次他率领右翼蒙古诸部对付林丹汗的时候要强多了。经过了三年多的整顿，各旗的自卫军虽然名义上归属各旗旗主统帅，但是实际负责日常训练和带兵的军官，都是总参谋部从各旗中挑选出来的有功将士，这些人员基本上都经过了总参谋部的抽调培训，并纳入了陆军军官系统。
在这样的边境战事中，这些自卫军便自动归入了都督府的下属接受指挥，而不再是某个旗主的私兵。各旗的自卫军士兵虽然来源于普通牧民，但是率领他们的军官却是脱产的陆军军官，这也令这些自卫军的组织程度已经和明军的旧边军体系相去不远，战斗力要比几年前的部族兵可强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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