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想要把持对于大同世界的解释话语权，光凭朝廷的支持是不够，还需要真正吸引人的内涵思想。自由、平等这两个词，正是新学学者用以解释大同世界的思想核心。
在明末这样一个商品经济已经越过门槛的社会，自由、平等对于普通民众的吸引力，不亚于大同世界对于读书人的吸引力。而不管是江南的豪商还是北方新兴的工厂主们，当经济发展到一定规模时，就必然有打破封建等级思想、人身依附关系等旧封建制度的要求，否则资本经济就会受到极大的限制。
因此随着北方京津地区的工商业资本于崇祯十年超过了江南地区的传统商业资本之后，自由、平等的理念已经开始为京畿中下阶层所接受，京城之内的旧道德、旧传统正在逐步瓦解崩散。
不过即便新理念如此深入人心，传统守旧文人们依然没有绝望，毕竟在新学描述的大同世界里，可没有给皇帝留下什么位置。因此守旧文人们始终相信，皇帝只是一时被新学给蒙蔽了，只要皇帝清醒过来，新学就会像太阳照射下的残雪一样，顷刻间化为乌有。
即便是如孙承宗这样对大明未来保持乐观态度的重臣，对于这种意识形态上的激烈斗争，也是难以判断出结果的。直到他今日从皇帝口中听到了，对于这场意识形态斗争的表态，这让他一时有些接受不了。
作为一名传统的知识分子，孙承宗难以想象一个不存在皇帝的社会，也难以接受人人可为尧舜的社会制度。如今大明的读书人为了能入仕做官，已经很难保证自己的道德操守了，要是人人都可以当皇帝，那样岂不是要天下大乱了么。
因此他坐下之后便对着皇帝劝说道：“陛下信奉至圣先师的大道为公这一理念，并身体力行之，臣是不胜钦佩的。但是天子乃受天命之所钟，非常人能够企及的。
若是陛下此话传扬了出去，臣以为这世上人多半不会有陛下这样的心胸，共同去建设这个国家。反倒会刺激了一些人的狼子野心，到时候尧舜不出，而虎狼遍地，陛下何解？”
朱由检丝毫不以为难的回答：“所以要大办教育，开启民智，诸事决于公论，国家大事应当让人民发出声音，先有明辨是非之国民，而后才会有大同世界…”
孙承宗瞪大了双眼仔细观察着崇祯的表情，确定对方并不是敷衍自己，而是说的真心话。可见皇帝对于大同世界之理念是真信，而不是他曾经以为的借用大同世界的理想来聚拢人心。
孙承宗脸色阴晴不定，心中都不知该说什么好。对于现在的大明来说，崇祯这个皇帝无疑是当的够格的，但是改革改到最后居然要连皇帝都要革了，这又未免太过耸人听闻了。孙承宗也是越想，越是糊涂了起来。
思考了许久之后，孙承宗不得不对崇祯劝说道：“陛下，建立大同世界固然是至圣先师的梦想，但是至圣先师也未尝说过人人可为尧舜这样的话。老臣以为，陛下还是应当慎重的重新思考，这是否有违至圣先师的本意。
此外，太祖开国百战艰难，历经千辛万苦方才开创我大明一朝。陛下承泽于祖宗之惠，不可不顾及祖宗的感受，否则黄泉之下，陛下如何同太祖皇帝相见？
再说了，陛下也有子孙，也当为子孙考虑一、二，不可图一时之快，而令子孙陷入左右为难的困境啊…”
朱由检叹息了一声说道：“太祖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我是钦佩不已的。但是视天下为私产，视百姓为奴仆，我却是不愿的。
还不到三百年，宗室子弟就从开国时的几十人繁衍到了数十万人。以天下而奉一家，能长久乎？
宗室子弟不耕不织，从小到大都被圈于城内生活，一生醉生梦死毫无作为，这样的人活着除了消耗国家财富之外，究竟有什么意义？
不管是作为一个父亲，还是作为大明的皇帝，我都不希望自己的子孙变成毫无社会价值的废物。人毕竟不是动物，不能用血脉来彰显自己的尊贵。
想要获得社会的尊重，应当取决于一个人为这个社会贡献了多少价值，而不是因为他是朕的子孙。那样的话，他也就活的太过悲哀了。
如果朕的儿子倒死为止，人们对他的认识也只是皇帝之子，那么他究竟算不算真的在这世界上存活过？一个人连生存价值都被否定了，难道不是最大的不幸吗？
我之所以不愿意让他们过早的接触权力，并不是想要选择一个贤能的继承人，而是希望他们能够先认清楚自己是谁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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