殿中阵阵惊叹之声响起。
一年一千二百万石的地税粮，是现在正赋田租的四倍了。如长孙无忌这样的年轻宰相，甚至已经开始在那里想着如果朝廷一年新征这一千二百万石粮，能办多少事情了。
就算是房玄龄和杜如晦两位稳重的宰相，也都在惊叹这个数字。
“不可能有这么多！”
戴胄却还在反对。
秦琅却在那里笑道，“戴参政，这是个极简单的数字计算啊。天下八亿多亩地，一亩二升，百亩两石，实际上就是一千六百万石，另外还有商贾、工匠等无田户按户等纳粮，还又有一笔增加，就算减去下下户不纳地税，再减去些不种粮的地，那么实际上征一千二百万石粮，比总数少了六七百万石，戴参政认为哪不对？”
戴胄怒气冲冲的反驳秦琅，“八百万顷地？现在还有八百万顷地在册吗？还有，难道说官员、府兵、士人也要纳粮？”
秦琅不客气的道，“这地税征粮，是备荒救灾用粮，难道戴公以为灾荒来临的时候，王公贵族，百官士人们就不受灾？”
官民一体纳粮，按田亩每亩二升，这确实是最公平公正的了，秦琅本身是大地主，前后赏赐的田粮已经有六万多亩了，可按原来朝廷的制度，他是官是贵族，他是不课户，因此田再多也不用交一斗税赋。
而那些授田不足的百姓，可能才授了二三十亩地，却还一样要一丁纳两石，两丁就得四石。
所以在设计这个地税的时候，秦琅就是直接按照唐朝后来历史上的来，这个地税其实本来就是隋朝就有，后来在武德贞观时又开始征收的，只是直到安史之乱后才随着两税法，正式改名为地税的。
这本质上确实应当说是加税，但对于朝廷来说，原来的税制不合理，导致财政收入不足，加税也是没办法的事。
至于为何义仓粮或地税不是如租庸调一样按丁收，也是因为按丁收对普通百姓负担过重，对那些真正拥有大量田地的官僚地主们又没影响。
这其实就是一张薄薄的纸，大家都清楚知道后面是什么，只是还没有人来捅这张纸。
历史上要到贞观二年才会真正开始捅这张纸，而现在秦琅提前一年捅了。
“府兵也要征？”
李世民对这一条有些犹豫。
府兵授田，不征课税，然后需要自备衣粮，定时上番、轮训，府兵们向来是不缴税赋的，可现在秦琅征地税也向他们开税。
“陛下，亩纳二升，其实也税不高。”
就算按亩收一石来算，这亩税二升，其实也不过是五十税一。百姓租庸调原本税率也不高，但前提得是百姓能够授足百亩田，授足了，一百亩地授二石，实际也就是亩税二升。
问题是在关中河南等地，人多地少，实际根本不可能授足，那么税率真实上就高的多。
“陛下，臣有六万余亩田地，亩税二升，则一年要纳地税粮一千二百余石，但臣愿意交这个粮，一千二百石看似不少，可实际上一亩也才二升，五十税一而已，甚至好点的水浇地，实际是百税一！”
秦琅带头表态，认为税率低。
戴胄只能说普通百姓既要交租又要纳调，还有服役，负担不轻，甚至地方上也会有不少的摊派等。现在还要再交两石，高了。
“戴参政，你说错了，不是交两石，是亩纳二升。百姓有一百亩田的才纳两石，如果只有五十亩，实际是纳一石，二十亩，只纳四斗·······”
秦琅接着又对皇帝道，“这次大普查之后，肯定能清查出许多隐户和隐田，到时将给授地不足的百姓补授一些田地，另外也请朝廷从人多地狭之地，迁移一些少田无田百姓到宽乡授田，这样一来，百姓就能拥有更多的田地，不管是正税还是地税，其实负担都大大减轻的。”
预期一年地税一千二百万石，一年正租还要增加三百六十万石，绢一年要增加近百万匹·······
这个数字对在场每个官员都极有诱惑。
哪怕是戴胄，在争论了一会后也自觉败下阵来了。
虽然后面也有封伦认为地税不应当按田亩来征，应当按户等来征，按他的提议，如秦琅这样的大地主，哪怕拥有六万多亩地，但按上上等来征，一年也最多交五石粮，比实际少交一千二百多石了。
这个提议明显就是为维护官僚权贵们的，秦琅高声反对，李世民不吭声，实际上就是也认为要不论王公还是百姓一体按亩纳粮才行。
否则这个地税，最后一年根本收不上来多少，毕竟若不按亩收，只按户等收，那一年可能连二百万石的零头都收不上来。
全国户籍、田亩、矿产等大普查，按普查后的新户籍、田亩数，征收地税，这两条，在显德殿上很快初步达成了一致。
没办法，若是秦琅只跟他们谈加税，估计能争很多天，可当他把几个数字摆出来后，再也没人能反对了。
一年新增起码一千六百万石粮收入，是现在的五六倍之多，还能额外多增收百万匹绢，对于现在穷疯了的一众君王，这真是太有诱惑力了。
新的地税，没有了不课户不课丁，直接按田亩数为根本，这可以说是隋朝以来对租庸调税制不断打补丁的最终结果，本来也是有义仓、社仓粮的基础的，也正是有这样的基础在，秦琅的方案才可能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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