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九月十日这一天，随着黄石守军的投降和南昌守军的“起义”，南京国民政府在江西省控制的地盘，现在只剩下九江周边顺长江而下的一小片区域。长江以南距离九江最近的炮党控制区是位于安徽的军事重镇安庆。陈诚倒是在这里驻扎了重兵。
九江原有守军五个师，三万人，不过五个师成份复杂，都是前任委员长何应钦的部下，并不太受现任宋委员长的待见。八月份红军对九江做出“挤压攻势”时，宋子文迫于长江航道被截断的压力，这才汉阳汉口和安庆各调了三个师入驻协防。
这六个师一左一右分别布置在九江两翼，左翼的三个师安置在九江和黄石之间，由顾祝同统筹指挥，右翼的三个师是俞济时、薛岳、孙元良各统率一个师，配合原有的九江五个师，负责九江和安庆之间的联系，总指挥是刘峙。兵力上看，从九江到安庆这一线，总共安排有八师主力，这还不算长江重镇安庆的守军。
这一布置看似无可厚非，可是南京国民政府的军队，最大的问题就是山头主义横行，相互间的配合做战从来都是极为糟糕的，这一个问题无是哪个位面都没有解决。而在这个被穿越者林汉严重扭曲的位面，宋子文领导南京国民政府对手下的这些师长、军长、司令的控制力就更是糟糕。名义上宋子文和陈诚、顾祝同、刘峙为首的黄浦江浙派达成了同盟，但实际上这种同盟的密实度，由于其威望不足，远不如常凯申时代常凯申对这些实权派的控制力强。
也因为明白这一点，1933年后宋子文在英、美、德各国政府的支援下开始训练新军，重整武备时，从一开始就打定主意练属于自己的“宋家军”。这一年半来，他自己一口气连搞了三个所谓的“税警团”，名为团，实际上却是以“师”为级别配制的。只是这三个装备最好的师被他视为命根子放在老窝看家，一支都没有派出来。顶在前线的也都是顾祝同、刘峙、陈诚这三家的部队。
沿长江一线布开的十一个月师，表面上互为犄角，紧密联系，看似牢不可破，实际却是一个布满破洞的筛子。这十一个师名义上是归于顾祝同、刘峙、陈诚三家头领指挥，实际上十一个师各个师长都是各有想法，他们的顶头上司都不可能如臂使指地指挥他们。
九月份两家全面开战时，在江西，即使不算南昌的守军，南京国民政府在这里的总兵力这时也有十二万人之多。如果再加上安徽安庆方面的军队，更是足足超过了十六万人。
而红军方面，由于部分主力被调去湖南和湖北围歼何键和顾祝在武昌一线的部队，在九月十一日前，整个江西的红军主力也只有十一万人。数量上其实是处于劣势。
但是红军是拧成一个拳头在做战的，而他们的对手只是一盘散沙。
九月，湖南的红军围攻长沙，拉开秋季攻势的大潮之时，江西也同步行动。一方面用两个师万余人监视、围困人数比他们还多的两万多南昌守军。余下的主力直扑九江。
江西北部的战场环境，有一个地形是双方都不能忽视的，那就是面积巨大且狭长的鄱阳湖。浩瀚的湖水加上赣江将江西敌军一左一右隔成了两个部分。不算南昌的守军，炮党军在赣江以西约有四个半师，赣江以东江西境内为六个半师，此外紧邻的安庆那儿还有陈诚的三个师。
表面上看，九江这一边的党军是东强西弱，但西线的四个半师里，有个三个师是从汉阳调来炮党嫡系师，这两年来换装了大批德械，武器好，军饷够，训练足，战斗力强，相互间的配合也较好，余下的一个半师虽然是鲁涤平的杂牌师，但其驻守九江且和这三个师紧邻。自从1933年起，九江就面临“***严重威胁，为了保卫九江的安危，南京国民政府在这儿修了大量的堡垒碉堡群，号称东方凡尔登，有为依托并不好攻打。
相比之下，东线的情况就简单得多。江西境内的六个半师中，三个半是“何婆婆”留下的杂牌师，装备不乍样且战力差。余下的三个师，分别是俞济时的88师，薛岳的12师以及常凯申亲嫡系，警卫第一师。
警卫第一师是常凯申发家的嫡系，亲儿子师，装备不可谓不好，常凯申死后，警卫第一师投入宋子文麾下，待遇一样未减。唯一的问题是，这个师现在的师长名字叫孙元良，后世人送外号“飞将军”、“长腿将军”，一个在南京大屠杀中困在南京，躲在妓院里逃过日本人的屠刀还能安全逃出那座死城的“牛人”。
最妙的是，由于对那三个“何婆婆”留下来的杂牌师战力的不信任，这个三个战力最强的嫡系师用一个隔一个的布阵方式，将三个半杂牌师分散开来夹在中间的。
江西红军的李润石在接到前线和地下党传递的军报情报，果断将先前佯攻九江四万红军中抽调三个师两万人出来，通过鄱阳湖支援东线。经过这两年的挤压，红军早就控制了大半个鄱阳湖水域的通行权，加上林汉林汉援助的船只和战争缴获，更拥有了一只武装机动船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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