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番简单短暂的试探，“拥戴哪个藩王临时监国”这个问题，就很快收敛到了只剩最后两个选项，福王和潞王。
这也很正常，毕竟原本历史上，主要也是这两人竞争，最多再加上一块史可法后期想尊重伦常纲纪而调用的遮羞布桂王——但如今这一世，因为朱树人带来的蝴蝶效应，桂王全家都在衡州之战中因为乱指挥乱压榨当地明军，遭到反噬，被张献忠杀光了。
而瑞王等选项，也跟原本历史一样死了。
所以，史可法连找遮羞布权衡一下的机会都没有，只剩了福王和潞王，退路已经彻底堵死。
在座的衮衮诸公，虽说并不全都是东林一脉，但能在南京六部厮混，多多少少跟东林都有关系——事实上，到了崇祯末期，“东林”这个概念已经被极大地滥用扩大化了，正如当年的“阉党”，也一度被扩大化滥用。
明末的党争，都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敌人支持的我们就要反对，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支持，把另一派弄下去之后，什么斩草除根的毒手都能下，
所以能在天启朝当官的，几乎都得披上阉党的外衣，哪怕原本不是也是了。
而到了崇祯朝，随着魏忠贤党羽覆灭，剩下的人不是东林党的也得装作跟东林有点关系，最后就满朝东林了，其实人还是那批人，无非换层皮假装投靠了另一派系。
大家多少都有点东林的干系，自然要担心福王为了当年他父亲老福王跟光宗争太子之位的恩怨，清算东林众人当年力挺光宗的旧仇。
怕的并不只是清算真东林，而是怕有人借着清算真东林的机会，搞随心所欲的扩大化打击。
哪怕福王跟崇祯的血缘关系确实比潞王更近一辈，东林文官也要想方设法枉顾这个事实，找点借口出来。
史可法还算是比较有节操的，这些话他本人也说不出口。
高弘图和徐石麒调任不久，不便出头，而姜日广作为礼部尚书，刚才起了高调子，也不好立刻说那些例外的话。沉廷扬倒是有点动机，但他文化水平太差，一圈看下来，也就只有吏部尚书王铎唱白脸了。
王铎一阵无语，只好当这个恶人，提出：
“值此国难之秋，非比太平岁月，监国之人必须有才干，有聚拢人心之德望，方能度过时艰。福王虽伦常较近，但在藩时，忠孝贤名似乎……史阁部，还是要慎重呐。老夫执掌吏部，对藩务不是很了解，你们慎重便是。”
王铎这番话，说得闪烁其词，也是又想怂恿别人上，他又不想担太多责任，话说一半，又说自己不是很了解情况，只是提醒一下，让了解情况的人去具体讨论。
史可法听了后，倒是比较公允，他觉得所谓藩王是否忠孝贤明贪淫，平时也不太看得出来，拿这些虚无缥缈的东西攻击福王，还是有点不厚道。
虽然历史上，史可法最终跟马士英说过“福王七不可立”，但说良心话，大部分是别人攒局凑数的。史可法本人想到的核心理由，其实就一条，那就是指责福王还是藩王时，便“干预有司”。
虽然《明史》没记载福王具体怎么干预有司了，但考虑到史可法的人品，后代研究者倒也觉得，福王在崇祯死前那段时间，多半是真的干预有司了，
毕竟从后来的结果来看，福王确实是有野心的，二来他在崇祯刚死时，就结交到了一些地方藩镇武将的支持，如果完全不跟官场、武将结交，他怎么可能这么快获得支持？
而且史上攻击福王的那七点，唯有这一点是史可法亲口亲笔指出的，要是没有点根据，史可法犯不着这样糟蹋自己名声，要是肯糟蹋，早就连另外六点一起糟蹋了。
当然，不管历史上的福王，在崇祯死前，干预有司的具体情状如何，这一世，因为朱树人的蝴蝶效应，他确确实实落下了一个实打实的干预有司——
就在崇祯死前最后一两个月，朱树人的部队北上救驾前夕，闯军南路军的刘芳亮部队，从河南攻打山东、河北，当时又攻破了归德府，知府、同知梁以樟、颜则孔弃城，率军突围逃跑，
亳州守将以及奉命救援归、亳的淮北藩镇刘良左，也都有弃地和避战不救的罪过。崇祯当时还下令要追责这些人。
（注：不清楚的，跳看的，可以回去232章考古）
当时，福王朱由崧就看在梁以樟等人，在前一年他和潞王叔逃到商丘避难时，曾经庇护过他们，有点恩情，于是大包大揽从合肥去凤阳，找到凤阳总督马士英，托人情庇护梁以樟、颜则孔和刘良左。马士英也卖了他这个面子。
朱由崧敢这么干，估计也是当时已经看明白了，崇祯很有可能要完蛋了。事实上他这么干之后，崇祯也确实没活满两个月，
朱由崧这番请托人情，也让凤阳周边几个府的地方官和武将，对他感恩戴德，觉得是福王殿下明察秋毫，截胡了陛下滥追责问罪的乱命，保住了几个失地败军之将。
经过这事儿，朱由崧人心倒是收买到了，但他显然也落下了一个比原本历史同期，更加确凿无疑的罪证：他实打实地“干预有司”了！
干预具体手法，就是劝阻凤阳总督马士英执行崇祯下达的“问罪梁以樟、刘良左”等人的旨意！这是抗旨级别的“干预有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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