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武五年，从春至秋，
整整八个月里，因为大明和清廷秘密而虚与委蛇的南北谈判，华夏大地也总算保持了和平。在这个乱世之中，让百姓多得到了一段休养喘息的窗口期。
秘密谈判，是在四月份达成、并由双方各自私下示好执行的。
达成之后，还继续足足停战了五个月。
从这长达五个月的绝对安静期，完全可以看出我大明是礼仪之邦、信义之邦，虽然北京还没光复，但私下里答应人的事情，都严格做到了。
以后要是再有别的摩擦事变重新开火，那也绝对错全在背信弃义的鞑清。是那些喂不熟的白眼狼卑鄙无耻，愆德隳好。
只可惜，南北两方势力，对于这段和平时光的利用方法，却是截然不同。
豪格在巩固权力、内部清洗，折腾了半天，一点种田建设的活儿没干，还因为争权夺利进一步慢性失血。
而大明这边，悄咪咪的日常种田稳步进行，而且甚至还迎来了一个新的突破。
长久来看，对大明综合国力的进一步提升，绝对也是效用无穷。
原来，就在这年的四月份，也就是南北秘密议和达成的时候，远在福建和大员的郑成功，给朱树人带回了一个久违而影响深远的好消息——
当初那场从隆武二年冬持续到隆武三年春的收复大员战役中，被明国人俘虏的两三千荷兰士兵、以及其他总数数千近万的荷兰雇员、平民、妇孺，终于到了能被释放的时候了。
这些人在大员岛上服役搞建设，整整持续了两年零两个月，总算等来了回荷兰本土请示、斡旋的航海家杨森.塔斯曼。
而杨森.塔斯曼既然敢重回大明，显然是请示过了荷兰执政，拿出诚意来满足两年多前朱树人交代的释放俘虏条件。
随着杨森.塔斯曼的贸易船队一起来的，有一个重要人物，便是此前在欧洲各国中、只能在荷兰混得开的大科学家勒内.笛卡尔。
笛卡尔论血统和出身，当然是毫无疑问的法国人，但法国现在还是天主教国家，
所以笛卡尔人生后半段搞科学工作那些年，只能是躲到荷兰，绝对回不了祖国。他要是敢回去，法国那些红衣主教肯定不会饶过他。
而杨森.塔斯曼此次从荷兰筹备启航时，还是1646年底，此番回到东亚、在大明上岸的时间，才是1648年初。
历史上欧洲三十年宗教战争，是1618年到1648年。开启后世国际外交体系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也是在1648年签订的，从此才奠定西方“国无分大小，在外交谈判领域一律发言权平等”的基调。
所以，杨森.塔斯曼接上笛卡尔启程的时候，刚好是近代外交体系和宗教和解诞生的前一年。
笛卡尔还没来得及看见欧洲的平等和解宽容，自然没那么抵触于漂洋过海、到一个对科研宽容的新环境见见世面。
而且，就算笛卡尔本人抵触，刚刚掌权的新任荷兰执政、奥兰治亲王威廉二世，也不会容许笛卡尔拒绝。（威廉二世是1647年3月继位的，也就是笛卡尔启航出发后几个月。但在他继位前最后一年，他父王弗雷德里克·亨德里克已经重病缠身，把国务主要交给年轻的儿子办理）
毕竟朱树人开出了明码标价：把笛卡尔弄来，才释放大员岛和荷兰增援舰队全部俘虏，否则就让这些俘虏在大员当苦力一辈子吧！
在威廉二世眼中，一个神神叨叨搞研究的人，哪里比得上数千条荷兰士兵和雇员、冒险家的生命！他当然会把笛卡尔卖了。
……
经过一年多走走停停、偶尔等待季风的航行，笛卡尔终于踏上了神秘的大明土地。
虽然是被迫来的，但他内心却并没有多大抵触情绪，甚至还有那么几丝期待。
因为他感受到了杨森.塔斯曼转述中、所透露出的那股大明摄政王对科学研究的重视。
那位伟大的东方王爷，肯用数千个战俘的性命，来换取一位科学家，那他一定是这个世界上最开明最贤哲的统治者吧！
以至于还没见面，笛卡尔就已经把朱树人想象成了柏拉图《理想国》里描绘的那种、只存在于理想状态的“哲人王”。
圣哲治世，真是天下大同之兆。
而负责接待他们的郑成功，也知道王爷大哥对这个“红夷大儒”的重视，
所以在泉州停靠补给时，他就很殷切地给荷兰人设宴接风款待，让他们稍事休息，缓解连续数月航行的疲惫。
原本按照大明制度，红夷船一律不得到内陆航行，都得在澳门或者大员把货卸了，由大明本国商人再沿海转运各地。
这次郑成功也得了吩咐，给他们破例开恩，也是向西方展示我大明如今开放包容的新气象。所以派出了郑家的战舰，给荷兰船护航，允许他们自己开去南京——
当然，要进入长江口，就必须在苏州崇明县把荷兰船上的大炮统统卸掉，暂时交由大明官府和当地卫所驻军保管！
商船可以进，可以自由航行，但军舰绝不能进！
属于外国人的大炮绝对不能带进长江！这是大明国防的威仪所在，不容妥协！
杨森.塔斯曼一开始还担心自己的安全问题，毕竟荷兰人跑遍全世界都得带着炮舰。但郑成功义正词严地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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