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查文徽踌躇满志地眺望建州城时，他听到了三个晴天霹雳：
1，泉、漳、汀三州均已归附王延政，王延政距离统一全闽只差一个福州城；
2，王延政已经派大将张汉卿率领八千人的部队赶来阻击，敌军还有5秒钟抵达战场，请做好准备；
3，查文徽的亲信臧循（也是帮助他制定攻闽计划的得力副手）的部队已经被团灭，臧循被生擒，押回建州，斩首。
查文徽的嚣张气焰顿时化为乌有，大为恐惧，急忙下令后撤，等待己方援军。
更令查文徽和李璟意想不到的是，敌人大大的狡猾！正在围攻福州的将领吴成义得到南唐入侵的消息后，故意张冠李戴，派人告诉福州守军，说南唐军队是建州王延政请来帮忙的，是帮我们攻打福州的。于是，原本顽强抵抗的福州守军立刻发动兵变，诛杀朱文进、连重遇，把人头送给王延政，福州宣告归顺建州王延政。
拜南唐的入侵所赐，王延政正式统一闽国。
随后，王延政调转枪头，催动麾下精兵悍将，奋统一祖国之余威，回戈北上，阻击查文徽。
既然生米煮成了熟饭，王延政已经统一了全闽，那么查文徽就应该火速退兵，然后把善后问题交给南唐的外交人员，赔礼道歉，努力经营与王延政的新闽国的睦邻友好关系。
当然，这是从大局出发的考量。这会让南唐及时止损，减少损失与增加收益是一个道理。但是这样一来，受损失的就只有查文徽了，他要一个人承担战败的罪责，从此在南唐的政坛上销声匿迹，搞不好，连他这个自然人都要灰飞烟灭。
所以，查文徽宁可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他上疏李璟，请求增援。
赌徒往往不会愿赌服输，李璟也不服，不甘心刚刚入市就割肉出场，于是选择了加仓。派何敬洙、祖全恩、姚凤率领数千大军，南下增援，以图翻盘。
在第二次会战中，闽军在“杨剥皮”杨思恭的错误指挥下，贪功冒进，惨遭失败，南唐军队大获全胜，打开了通往建州的大门。
王延政大为恐惧，急忙抽调各地精锐，准备“建州保卫战”。
随着王延政嫡系力量的抽离，王延政对闽国各地的统治力急剧下降，原福州闽国的降兵降将们纷纷开小差，于是，将领李仁达暗中勾结降兵降将，发动了“福州兵变”，诛杀王延政留在福州的侄子王继昌和建州将领吴成义，控制福州，并推选一位和尚当傀儡皇帝。
闽国再次分裂。王延政一面要抵御北部的南唐侵略军，一面还要继续南下镇压福州叛军。
2个多月后，李仁达再次发动政变，杀死傀儡皇帝，然后自称福州威武军留后，向南唐上疏表示称臣，为了向南唐献媚，故意在奏章上使用南唐的年号（保大三年，945年）；与此同时，他也向后晋称臣纳贡，表示归附；还向吴越国派去使节，谋求建立友好的外交关系。活脱一个三姓家奴。
李璟收到李仁达称臣奏章，十分高兴，当即下诏，任命李仁达为福州威武军节度使、加宰相衔儿（同平章事），为表亲近，还给李仁达赐名“李弘义”，编入皇家宗籍。李璟的儿子排“弘”字，等于说李璟把李仁达认作养子，还编入了皇室宗籍，帮李世民又找了一个后代。
在闽国境内的南唐军与王延政打得难解难分，互有胜负，这种胶着状态持续了两个月，把时间拖到了公元945年的7月份。
南唐将领新秀边镐不负众望，攻克了建州南部的镡州（原龙津县）。闽国原本只有五州（福、建、泉、漳、汀），王延政据建州建立“大殷国”时，仅仅控制着建州，他嫌不好听，于是先将延平镇升格为龙津县，后又升格为镡州，也就是说，虽然叫“州”，实际只是一个小乡镇的规模。
即便如此，攻克镡州也不失为南唐的一大胜利，因为镡州位于建州以南的建阳溪畔，扼住了建州与福州之间的唯一水路，对建州形成了包围之势，既切断了建州与其余四州的联系，又阻断了王延政的退路。战略位置尤为重要。
在这种巨大的压力之下，王延政气急败坏、越来越不安，越来越猜忌，对来自福州的八千援军产生了怀疑，竟然将他们全部屠杀，然后又派人前往吴越国，向吴越国称臣，请求支援。
而南唐的“主战派”则沉浸在巨大的喜悦之中。
查文徽成了最炙手可热的人物，与他狼狈为奸、更相唱和的“四凶”也公开为这次军事行动站台背书，“五鬼”成了“主战派”的核心力量，而“主战派”的幕后大佬，却是不显山不露水的皇上——李璟。
李璟要的是土地，查文徽要的是功名，“四凶”要的钱。战争，是可以让某些人发财的，手握实权的“四凶”之所以积极推动这次战争，就是因为他们可以在这次行动中捞取油水，除了雁过拔毛式的贪污受贿，他们还可以光明正大地横征暴敛，向土豪乡绅、平民百姓摊派名额，从中搜刮钱财，中饱私囊。
据史籍记载，截止到此时，南唐的国库已经消耗了一半，民间的损失更是根本无法统计。
又经历了一个月的苦战，南唐大军终于啃下了建州这块儿硬骨头，建州沦陷，王延政投降，被带回南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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